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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困境，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一家公司提出的博弈论模型。简单概述：被抓捕的囚犯之间的一种特殊博弈，反映了个体利益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
其实这套理论运用到刑侦审讯方面并不算新鲜，都是咱老祖宗玩剩下的，跟“离间计”的心理基础大同小异。主要利用犯罪嫌疑人趋利避害的心理特点，在审讯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对犯罪团伙中的成员实施各个击破。多用于犯罪嫌疑人已被锁定，但始终无法或缺乏有效线索和证据的情境，通过嫌疑人之间的互相揭发，最终将犯罪团伙一网打尽。
眼下的案件便是如此，嫌疑人基本锁定田美云一伙人，但别说证据了，犯罪模式至今也是个谜——当然韩印除外。这就需要做出选择，是继续严密监视等待他们主动犯错，还是通过一定的审讯技巧诱使他们招供呢？当然要选择后者。前者如顾菲菲说的，时间上耗不起，而且韩印很有信心，这些囚徒会在面对共同的困境时，做出利于警方的取舍。
在韩印宣布将会以此博弈理论作为审讯策略的同时，他特别指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深感错愕并大为震惊的事实——在这起系列案件中，除蒋队之外，其余的受害人可能都是死于他们最亲近的人之手！
现在，七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到位，包括：田美云及其丈夫孙健、儿子孙铎、准儿媳也就是刘勋的女儿刘瑶、干妹妹也就是吴德禄的妻子宋双双，再加上张翠英两个女儿王亹雯和王亹婧。按韩印指示，嫌疑人被分别讯问，而且要同一时间进行，以便随时对接信息，完善审讯策略。为此支队在原有的三个审讯室的基础上，特意腾出四间办公室，临时改造成审讯室。
审讯人员方面：支援小组由杜英雄上阵，支队方面派出一名副支队和一名负责重案调查的组长；另外四名都是老资格预审员，“侦审合一”前专门负责大案要案的审讯，可谓相当成熟老道。
所有审讯室的监控画面，最终统一连接到技术科影像室的大屏幕上，市局多名重要领导亲临现场，与办案人员共同关注这场绝无仅有的特殊审讯。异常严肃的氛围，令原本不大的空间，一时间充满让人快要窒息的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也觉得有些闷，作为掌控审讯全局的人，韩印本应处在离大屏幕最近的地方，他却选择远远地站在门边，抱着双臂，身子微微靠在墙上，眼神略显涣散地盯着大屏幕，眉宇间更是透出一种莫名的沉郁，与周围大家紧张而又兴奋的情绪相比，似乎有些心有旁骛。
韩印的心思确实并未完全放在眼前的审讯上，因为他能预料到，这场拉锯战最终取得的结果可能只是阶段性的。不要忘了，这是一起团伙作案，成员中必然有处于主使地位的，有处于从属地位的，由于犯罪模式的特殊性，最终可能造成处于从属地位的犯罪人“心甘情愿”扛下大部分罪行的局面，而幕后的主谋、真正的受益者，却能因此逃过法律的重罚。
那么，韩印再三强调的，所谓特殊的、罕见的犯罪模式，到底是怎样的？
其实韩印先前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他看到刘瑶出现在王氏姐妹饭店的画面，才豁然醒悟，原来案件的犯罪模式他并不陌生，甚至在接下这次任务之前刚好就在课堂上为学生举例过。对，与“河阳性奴案”一样，这也是一起典型的通过人质情结掌控局面的案件。说得再白一点，就是田美云一家三口，通过特定的手法和洗脑，将原本的受害人，塑造成害人者，最终将宋双双、刘瑶以及王氏姐妹牢牢控制住，成为他们作案的帮凶和敛财的工具！这样说来，“主从关系”就相对明朗了，那么如何解决田美云一家的认罪问题呢？大方向当然是先前介绍过的，通过囚徒困境的审讯策略，让他们彼此之间互相博弈，如果宋双双、刘瑶、王氏姐妹等人不想或者说根本就缺乏揭发和指控他们的直接证据，那就由警方来找出他们的弱点，以及发现能够成为博弈资本的讯息。
撇开其他人不说，单就这一家三口，儿子孙铎应该是可以攻克的。村主任可以证明他知道蒋青山这个人，而且他是左撇子，符合先前法证报告指出的杀死蒋青山的凶手范围，不出意外，蒋青山就是他杀害的。如果引导适当，他肯定会加入博弈的阵营。
比较困难的是田美云夫妇。从案件发展的情形看，他们从策划到计划再到执行，都做得非常完美。他们应该能想到眼下这一处镜，或者早先就设计好了对策，可能审到最后，顶多也就担个非法拘禁罪和包庇罪，值得他们去博弈的空间很小，因此他们出卖对方的概率不大。
如果照上面说的，田美云夫妇最终只是以轻罪入狱，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惩罚，那对所有办案人员来说都是一种失败，韩印绝不会允许这种局面出现，所以他想到了最初的侧写。
在那份侧写中，韩印曾反复强调蒋青山与凶手之间的关联，当时认为最有可能的是凶手曾经被蒋青山抓捕过。而随后发现蒋青山针对铊元素进行了一系列走访调查，又让韩印觉得可能是他早些年曾接手过一起铊投毒案件，但因冯兵隐瞒了真实情况，致使案件最终的调查结果出现逆转，而后因一篇铊投毒悬案的旧闻，让蒋青山洞察到其中的玄机……所以那时韩印指示张队方面和顾菲菲，去翻阅蒋青山办过的旧案档案以及冯兵退休前接诊过的病例。但由于档案数量庞大，而且目标也比较模糊，所以中途被叫停，可如今有了特定嫌疑人——田美云一家，那么再回头寻找档案就容易多了！所以在这场审讯进行的同时，顾菲菲和张队正分别带领人手在档案中寻找与田美云一家有关的案例，艾小美则被韩印派到了理工大学，去寻找那里与田美云一家的交集。
就在韩印多少有些心思恍惚的时候，这边的审讯正式开始了，大屏幕上显示出的七个小画面中，嫌疑人不再是独自于审讯室中四处观望，已经有审讯人员陆续进入，韩印便也将心思沉静下来，专注地盯向大屏幕。
其实所谓囚徒困境的理论谁都能理解，细节上的把握和运用，才是决定整个审讯层级和成败的关键。常规的审讯技巧，无非是通过营造空间气氛，让嫌疑人感觉到压迫感和局促感；或者通过仿音、嗅觉、左手写字、多人围观等手段，来加深嫌疑人心里的焦虑和疲惫感等。但韩印希望审讯人员在做足以上功课外，还要始终保持对嫌疑人心理的攻击性。
现在可以看到画面中，所有审讯人员怀里都很费力地抱着厚厚一摞卷宗。他们坐到嫌疑人的对面，同时也把卷宗摆到身前的长条桌上，还额外附加了一个拍卷宗的动作，让嫌疑人很直观地注意到卷宗的存在。接着，审讯人员非常准确地叫出了嫌疑人名字，就像在喊一位老朋友似的。这几个环节的设计，是要传递给嫌疑人一种信息——他已经被警方关注并调查很久了！
审讯人员开始提问，措辞除一贯的严谨，还很直接地多了一些威慑性。比如：面对宋双双，审讯人员根本不提跳楼自杀的字眼，直接指出吴德禄是被人从楼上推下来摔死的；对刘瑶，审讯人员上来便问她是不是与奶奶平时关系不太好，所以毫不犹豫地冻死她；对孙铎的讯问开始不久，审讯人员将一份法证报告抛到孙铎面前，同时强调法证报告证明了蒋青山是被一个左撇子一棍子打死的……总之，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我们知道那些人是怎么死的，也知道是谁干的！”
还有，画面中的审讯人员，始终都表现出一副威严的样子，让嫌疑人感受到他们是可以做决定的人，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角色，这样才有可能接受“利诱”！当然，由于国情和法律不同，有关利益方面的承诺，我们会有一定局限性。国外可以通过“认罪交易”来减轻罪行级别和服刑年限，而我们国家原则上不允许与犯罪人有任何“讨价还价”，只能采取比较模糊的说法，比如公安题材影视剧中常出现的那句台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韩印要求审讯人员反复强调，如果对方积极交代罪行，就会有量刑方面的考虑，要把这种观念深深植入对方的心里，态度上也要让对方觉得你是真心为他考虑！
……
从一大早开始，审讯已经持续四五个小时了，进展并不顺利，不知道是不是事先得到田美云夫妇的提点，嫌疑人普遍察觉到就警方目前掌握的证据来看，不足以对他们形成威胁，所以彼此形成了一种默契，无论审讯人员提出何种问题，对方几乎都以沉默应对。
这也没出乎韩印所料，前面已指出，这会是一场拉锯战，因为本案虽系团伙作案，但特殊就特殊在每个成员本身都负有命案——要么选择主动供认罪行，并积极配合警方揭发他人，自己可能不会被判处重刑；要么抱团否认罪行，大家可能都会侥幸逃脱法律制裁；要么被别人揭发，自己被判处重罪甚至死刑。正所谓一线天堂、一线地狱，关乎生死的抉择，企图负隅顽抗拼死一搏，也是可以理解的，最起码得给他们一个心理纠结的过程，才能做出一个理性的选择。这也正是囚徒困境中所指出的博弈过程，而精髓就在于信息不明的情况下，人们很难做到彼此完全信任，最终都会理性地倾向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当然，优秀的审讯人员善于把握主动，眼见时机差不多了，审讯人员适时转而采取怀柔的方式，以一种设身处地的姿态，表示警方很理解被询问人其实也是受害人，他们大多数的行为，都发生在身不由己、受人胁迫的情境下……这就等于在嫌疑人正萌发忽明忽暗的小火星的心灵上添了把柴火，从而推动他们更早地做出理性选择。
心理防线最早崩溃、最快做出理性选择的，是王氏姐妹中的妹妹王亹婧。这其实是符合常规的，因为王亹婧在姐妹关系中是依赖感较强的那一个，而且本身性子温顺、没有主见，是非常容易接受心理暗示的，在姐妹中应该是比较早屈服并接受田美云夫妇掌控的那一个，当然也就容易为警方的攻心策略所动摇。但最核心的因素还是她们姐妹俩被纳入团伙中的时间是最短的，正如“河阳性奴案”中最终逃脱的报案人，也是被犯罪人禁锢时间最短的受害人。
“妈妈是我和姐姐打死的。”王亹婧说。
“为什么？”审讯人员问。
“恨！”王亹婧说。
“恨什么？”审讯人员问。
“不知道，反正就是觉得心里很气，就是想打她，打得越重，心里越舒服，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想要什么结果，稀里糊涂地我妈就死了！”王亹婧说。
“是不是释放了心里的恐惧感？”审讯人员问。
“对，是那样！”王亹婧说。
“有人逼你了吗？”审讯人员问。
“没有直接说。”王亹婧说。
“那你怎么感觉到的？”审讯人员问。
“刘瑶带我和姐姐看了地板下的尸体，说让我们自己选择，是躺在里面，还是好好活着。对了，我要揭发，刘瑶亲口说的，是她杀了她爸、她奶奶和她家保姆。”王亹婧说。
“其他人做了什么？”审讯人员问。
“田美云和她爱人不怎么和我们说话，倒是挺悠闲的，就喝喝茶看看电视什么的。主要是她儿子和干妹妹，还有刘瑶，看管我们。”王亹婧说。
“你们怎么认识田美云一家的？”审讯人员问。
“田美云和她爱人经常到饭店吃饭，算是老主顾，但平时我们接触不多。突然有一天田美云找到我姐说想跟我们合作开分店，主要是用我们的招牌，至于是她独自投资，然后交给我们一笔加盟费，还是按一定比例共同投资，然后按比例分成，她表示要约个时间再详谈。后来没过几天，她把我们母女三人约到万福山庄的别墅中，然后就把我们关了起来。”
……
王亹婧招供没多久，王亹雯也开了口，口供与妹妹大同小异。
接着是刘瑶，她承认爸爸、奶奶和保姆的死都与她有关。
“你们一家怎么认识田美云夫妇的？”审讯人员问。
“婆婆（田美云）和我爸是初中同学，他们是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又见面的，然后她开始频繁跟我爸联系，逐渐就成了我爸的女朋友，还经常在我家过夜。可谁知道她是有夫之妇，后来我公公（孙健）找来了，在家里好一顿闹，我爸想用钱息事宁人，结果公公张口要五百万，我爸拿不出来，公公就赖着不走了。再后来我男朋友（孙铎）和宋阿姨（宋双双）不知怎么也住进了家里……”刘瑶说。
“田美云夫妇对你们一家做了什么？”审讯人员问。
“什么也没做。平时我们跟我男朋友和宋阿姨接触得多，他们不让我们穿衣服，吃饭、睡觉、上厕所都要经过他们允许，要是不听管教，会被绑在客厅柱子上。幸亏小铎人好，对我比较照顾……我要检举，宋阿姨亲口对我说，她老公是她推下楼的，还有张翠英是被她两个女儿亲手打死的。”刘瑶说。
“你对你父亲和奶奶下得了黑手？”审讯人员问。
“我爱小铎，但他们反对，我气不过就……”刘瑶说。
第四个招供的是宋双双，毫无意外，她告诉审讯人员，丈夫吴德禄是被她推下楼的。
“你后悔吗？”审讯人员问。
“没什么可后悔的，我恨他，放着好好的房地产不做，跑去做投机买卖，结果害得我和儿子跟他受苦，还在外面包养情人。幸亏我姐点醒我，要不然我还蒙在鼓里。还是我姐说得对，这种男人死不足惜！”宋双双说。
“你口中的姐就是田美云吧？她参与把你丈夫推下楼了？”审讯人员问。
“没有，她就说愿意收我做妹妹，说我没必要跟着我丈夫那样的窝囊废，她愿意负责我下半辈子的生活。”宋双双说。
“你把你丈夫的保险赔偿金都交给田美云夫妇了？”审讯人员问。
“当然了，吴德禄公司欠他们家工程款，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
“就算是要账，他们一家也不该把你们俩禁锢起来吧？怎么不报警呢？是没机会吗？”审讯人员问。
“最开始我侄儿小铎说，我们要是敢报警，他就把我儿子杀了。小铎心狠手辣，真的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那姓蒋的老头就是他杀的！”宋双双说。
孙铎这块骨头是比较难啃的，看起来是想顽抗到底，不过听了前面几个人的口供录音，明白大势已去，只能尽量自保。
“是我干的，我听村主任说有一个姓蒋的在打听我们家的事，便跟我妈说了。也不知我妈是怎么认识那老头的，说他是警察，可能盯上我们了。我就悄悄地反跟踪他，瞅着没人就给了他一棒子，本来没想打死，谁知道下手重了。”孙铎说。
“张翠英和那老人家的尸体是谁抛的？”审讯人员问。
“是我。本来想把那老头和张翠英也放到别墅地板下，可我妈担心那老头有同伙，觉得别墅可能不安全了，就让我把他们的尸体抛到外面。本来还想过一阵子看看风头，回去把地板下那几具尸体也抛了……我干这些，都是听我妈和我爸的，一切都是他们俩计划的，他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他们是主谋，我要揭发他们，我这算立功表现吧？”孙铎说。
“有别人可以做证吗？”审讯人员问。
“没有啊，平时就我们三个人时，他俩才向我交代计划。”孙铎说。
……
至此，审讯结果基本达到预期，也正如韩印分析的那样，田美云、孙健夫妇是真正的幕后黑手，而其他人并未对他们形成关键性指控。孙铎一个人的指控在证据上略显单薄，很容易被二人合力推翻，这大概也是夫妇二人一开始便谋划好的，如果出现意外就让孙铎来做替死鬼。连自己的儿子都能算计，这份心狠手辣的劲，实在令人发指。也能够想象，如果不拿出点实际的东西，这俩人强大的反社会心理恐怕是绝不会被审讯人员攻陷的。
好在韩印先前的布置再次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蒋青山是在针对铊元素的调查中被田美云一伙人杀死的，顾菲菲在寻找与案件有关的病历档案之前，就可以首先明确两个问题：一、那是一个疑似铊中毒病例。既然冯兵所在的医院没有相关诊疗记录，那么极可能存在误诊的情况。铊中毒在临床上常以神经系统症状为首发症状，容易被误诊为神经系统疾病，比如格林-巴利综合征、多发性神经炎、癔症、血卟啉病等，所以顾菲菲将以这几种病症的诊疗档案作为重点查阅方向。
二、田美云和孙健夫妇与该病例存在关联。基于这种判断，顾菲菲先是造访了冯兵的家，但他老伴表示并不认识田美云夫妇，也未听丈夫提起过。随后顾菲菲又赶往龙头村找到了村主任，因为她注意到村主任在先前的笔录中，曾提起过田美云的父亲田为民系患病去世，那么这个病会不会与铊中毒有关呢？她专程赶来是想让村主任回忆一下，田为民当年得了什么病，以及确切的死亡时间。村主任仔细回忆一番，又问了村委会几个与其年龄相仿的老人，结果表示：“具体得的什么病还真不太清楚，只听说是绝症，死的时候大概是1989年11月。”
明确了病历的重点查阅方向，又锁定了病患身份和大致就诊时间，查阅档案的范围缩减到相当小了，工作基本是事半功倍，结果当然是顺利找到田为民在1989年诊疗的病历档案。
这份病历记录着：当年田为民就诊时已出现消化系统出血、肢体瘫痪、中枢神经严重受损的症状，进而出现昏厥、抽搐现象，虽经过医院竭力诊疗，但最终仍因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而去世。病历上标明的病症为“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炎”（即格林-巴利综合征），主治医生的签名是“冯兵”。
实事求是地讲，田为民当时的症状表现，与冯兵所诊断的病症是有相似之处的。尤其在那个年代，铊中毒非常罕见，可能整个明珠市医疗界对此也不甚了解，即使到了今天也同样有误诊的情况发生，所以就算冯兵真的是误诊了，他也应该是无意的。
当然就症状本身来说，由于现时已无法获取检材去测试，顾菲菲不可能确凿判定田为民死于铊中毒，只能依靠相关线索综合判断。蒋青山在受到铊中毒悬案的启发后，首先调查的是明珠理工大学化学系，并特意询问了该系铊元素的存放问题，以及有可能接触到铊的人群，这说明他认为投毒者是通过这样一条途径获取铊元素的。依此推断，顾菲菲相信艾小美一定能在理工大学有所斩获！
艾小美在理工大学的配合下，调阅了该校化学系的毕业册，从中并未发现与田美云团伙中任何一个人有交集的线索。艾小美不死心，拿着该团伙成员的照片，找系里的老师逐一确认，最终皇天不负苦心人，一名87届留校任教的女教授认出了田美云，她表示和田美云是同班同学，但田美云在升入大三后不久，就因家中变故退学了……那么在“田为民死于1989年，系遭投毒谋杀”的前提下，调查又回到老问题上：蒋青山当时是如何知晓这起疑似投毒案件的？是不是曾经立过案呢？带着这样一个疑问，张队去查阅当年的案件档案，结果根本没有，但他意外发现了另外一起与田美云有关的案件，不过那起案件中田美云是“受害人”。
案件发生于1989年1月7日星期六（当年还未实行每周五日工作制）傍晚，就读于明珠理工大学化学系本科二年级的21岁女大学生田美云，在从学校返回位于郊区龙头村的家中与其父田为民共度周末的途中失踪。
两天后的深夜，田为民家中电话铃声响起。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男人，声称他绑架了田美云，让田为民准备20万元赎人，具体交钱时间和地点再通知，并威胁如果发现田为民报警便撕票。
考虑再三，田为民还是报了警，先前他已经向警方通报过女儿的失踪。当时蒋青山任大案要案组组长，由他牵头成立专案组。由于当时技术落后，无法追踪电话信息，专案组基本还是以常规的绑架案侦办流程展开调查——派出部分警员悄悄进驻田为民家，等待勒索电话再度打来，指导田为民如何与绑匪交流，以获取有效线索；暗中调查田为民在社会交往和生意往来中有过不愉快经历的嫌疑人，并深入田美云所在学校搜寻有可能作案的嫌疑人；向各分局派出所下发内部协查通报，注意辖区内可疑住户，重点方向是出租房以及具有犯罪前科的住户……十几天之后，田美云仍踪影皆无，绑匪也未再打来电话，就以往经验来看，专案组认为其凶多吉少。但就在那个午夜，田为民家的院门被一阵猛敲，田为民和留守警员一道打开院门，看到了披头散发、衣不遮体的田美云；身旁还有一个小伙子，田美云说是在半路上遇上的好心司机，开车将她送回来的。
随即，田美云被带到医院验伤，并接受警方询问。但诡异的是，田美云声称对整个案发经过，包括绑匪和拘禁地点一概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自己在马路上拼命地跑了很长时间。询问送她回家的货车司机，也只能给出遇见田美云的地点，其余情况一概不知。专案组随后以该地点为中心，在周围几公里的范围内搜索可疑民居，最终无功而返。
可以想象专案组当时的茫然。刚开始他们还以为田美云只是一时精神状态不稳定，可没承想过了十几天她还是坚持原来的说法。专案组不禁对田美云产生质疑，不过也实在找不出她包庇绑匪的动机，尤其验伤表明她确实遭到过非人的虐待。
法医报告显示：田美云的手腕和脚腕上留有明显的约束痕迹，下体损伤异常严重，不仅仅是连续暴力强奸造成的，应该也被其他硬物摆弄过，并已出现感染状况，如果再晚一点就医，恐怕会失去生育能力；再有，其乳房、臀部、背部有多处被烟头烫过的痕迹，疤痕都很深，显然绑匪摁下烟头的时候很用力；其脸部也遭到过拳打或者钝器击打，两边的眉骨都开裂了，颧骨高肿，几乎破相。
看到这份法医报告，再去怀疑受害人，是有些不够人道，也根本想象不出有什么动机值得田美云如此牺牲。最后，综合案情和田美云的表现，法医只能以一种罕见的病症来解释。
法医解释说：“田美云有可能患上‘选择性遗忘症’，此种病症多是因患病者遭到重大挫折后，无法承受随之而来的压力和伤害，所以选择以一种逃避的方式，将其从记忆中抹除。理论上记忆是可以恢复的，但时间没法确定，一天、一个月、一年，甚至数年都有可能。也有的说，可以通过催眠疗法唤醒记忆，但国内尚无先例。”
法医的解读倒是令以蒋青山为首的专案组稍稍有些释怀，他们转而将视线放到载田美云回家的货车司机身上，而这么一查，还真发现货车司机不是什么好东西：他叫孙健，时年30岁，父母早亡，单身独居，在一家亲戚开办的铸造厂里开货车。据这位亲戚介绍：孙健为人好逸恶劳，贪图女色，喜欢跟社会上不三不四的男男女女混在一起；曾因诈骗差点被人家报警，后来他东拼西凑，还卖了些他爸妈留下的物件，私下赔钱给对方才得以脱身；平日上班也不正经上，经常好长时间看不到人影。那位亲戚比较念旧情，看在他死去的父母的面子上，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赏他口饭吃。
以孙健的品行，他盯上当时在明珠市建筑业小有名气、身家不菲的田为民不足为奇，而且他有犯罪场所，有掩护作案的运输工具，也可以说还具有一定的犯罪经验，很值得进一步追查。随后，专案组搜查其住所，发现有明显的清理痕迹，但他表示家中自来水水管爆裂，导致水漫得一屋子都是，所以才仔细收拾了一下。而由于现场遭到严重破坏，专案组最终未搜索到犯罪证据，只能将他从案子中排除。
不再调查孙健，找不到证据只是一个方面，其实关键是田美云的态度：她一再向专案组表示，孙健是她的恩人，无论在她身上发生过什么，都与孙健无关。蒋青山就此问题咨询过法医：“如果田美云真的遗忘被绑架的整个过程，那会不会也把绑匪的样子忘掉？”法医无法给出确切解答，因为先前根本没有碰到过此类案例，不过以他个人的常识判断，可能性不大。蒋青山想想也是，就算田美云真的忘了，孙健也没那个胆子正大光明地面对她。
此后，专案组又陆续调查了几名与田为民在生意上有过节的嫌疑人，但都排除了作案可能，案件记录也到此为止，直至今天，绑匪仍然逍遥法外！
看罢旧案档案，张队深深感慨：虽然绑架案至今未破，但它对现时的案子起到了注解的作用。它说明了很多问题，却仍未解答蒋队当年是如何注意到田为民患病情况的。带着这个疑问，张队找到当年参与田美云被绑架一案，现在已调到分局任局长的一名资深刑警，在他那里，张队终于得到了答案。
据那位分局局长介绍：田美云绑架一案最终沦为悬案，蒋队对此始终耿耿于怀，不仅仅因为案情过于离奇，更主要的是当时组里有两名跟随蒋队多年的得力干将，在调查绑架案的过程中发生车祸双双牺牲了。蒋队心里一直有种挥之不去的念想，认为只有破了此案，才能告慰牺牲的兄弟的英灵，以至案件调查逐渐冷却之后，他仍然关注着田为民和田美云父女的生活，也因此与田为民有了不错的交情。
当然，事情随后的发展，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田美云竟然与孙健谈起恋爱，并迅速达到热恋的状态，仅交往几个月便谈婚论嫁。田为民当然极力反对，私下跟蒋队抱怨，就算女儿被坏人糟蹋过，他也绝不甘心她嫁给一个劣迹斑斑的小混混，更何况女儿还是个没毕业的大学生。但蹊跷的是，此后不久，也就是同年11月，他突发急症住进了医院，不久之后便不治去世。蒋队对此很是疑惑，怀疑是田美云和孙健联手害死了田为民，还亲自去医院做调查，详细了解病情，但主治医师表示田为民确实系患病去世，与谋杀无关。蒋队不死心，拿着医院的诊断去咨询法医，法医最终也未提出异议，蒋队也只好在证据面前放手。而田为民葬礼举行过后，田美云申请退学并接管了父亲的生意，转过年的2月，便急不可耐地与孙健结了婚……当三方面信息交叉汇总到韩印这里的时候，他紧绷的面容终于松弛下来，随即露出许久未见的浅笑。所有的疑惑就此解开，连绑架田美云的绑匪他也搞清楚是谁了！至于证据，那就要看田美云和孙健夫妇俩谁先出卖谁了。
韩印能够想象当田美云听到“铊投毒”、当孙健听到“绑架勒索”这两个关键词时的反应，他们心里一定会霎时涌起一种被对方出卖的感觉，接下来当然就会出现“狗咬狗”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