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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5章 把事情做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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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安甘露离开之后,高文又想了想这件事,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不就是安家供应给礼部的香也不知道是质量问题还是受了潮,点不着。大家都是礼部的人,真要上纲上线,治他的罪,也未免太龌龊了些。多大点生意,犯得着下这种死手?

    真这样做,他史主事的名声也不好。

    估计也就是秦良才狐假虎威吓唬吓唬安家,想侵占那家小作坊罢了。

    秦良才固然可以借他姐夫的势,安甘露在司里呆了这么多年,想必也有一定的关系,活动活动,史光先和秦良才也未必能够拿他怎么样。

    想虽然这么想,可突然间,高文心中恼怒起来,好象明白了些什么。

    他和史主事是敌非友,如今,已经被司里众人彻底孤立。对于这事,高文自然毫不在意。可是,安甘露有心烧高文这口冷灶,却是犯了史光先的忌,这才默许小舅子去寻安书办的晦气。

    打狗还得看主人,这厮其实是在给我高文心中添堵啊!

    那么,这事我管还是不管呢?

    “如果不管,放任自己的手下被人欺压。我却下了名声,以后就算官居一品,一个不能维护部下的人,谁敢向你效忠?”

    高文摸着下颌思索:管了此事对我高文又有什么好处,又该如何管?

    正想着,安甘露有进屋来了。

    高文一呆:“安书办,家中出了那样的大事,你怎么还不回去?”

    安甘露却不回答,反问:“属下听说高知事的乃是陕西乡试解元,座师乃是前国子监祭酒李公和翰林院的舒日长和徐有贞,都是朝中清贵显要,和他们比起来,史光先又算得了什么。属下只是想问知事自到我司上任以来又和感想,可否甘于现状?”

    高文在他面前也不隐瞒,道:“自然不甘心,本官也就在这里呆上两年,等到下次春闱,自会锁厅去参加科举。司中的事情,也无所谓。”

    “一人知县也才三任,难不成知事要忍别人的气七百来天?知事要做闲云野鹤,可大丈夫立于天地,岂能受制于人,尤其知事还是才学出众的大名士。”安甘露咬牙道:“所谓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只要知事你不甘心就好,此事或许是个好机会,可将那史光先板倒。属下在官场上也混了一辈子,自认看人还有几分本事。就知事的面相而言,却是一个恩怨分明之人,断不肯居于人下。”

    “知事在陕西的事迹,属下也打听过。但凡惹上你的人,无论是谁,什么身份,无一不是身死名灭的下场。”

    你一个书办什么时候懂得看相了,你虽然讨好我高文,却不是我的心腹,却是犯不着为你同顶头上司刺刀见血啊!高文心中很快就下了决定:这事自己最好不要牵涉进去,实在没什么好处。我又不是朝廷命官,就算弄倒了史光先,也轮不到我高文做礼部主事,没意义的事情,我却是不做的。

    安甘露一脸亢奋,两眼红光:“秦良才仗着史光线的势,欲夺我产业,横行不法。他小人性子,得志猖狂,难免会落下把柄。只要拿到他的短处,就能板倒史光先。”

    高文:“拿道了又如何?秦良才是秦良才,史光先是史光先,两码事。”

    安甘露:“高知事,你的恩师可是徐编修啊!翰林院虽然没有什么权力,却是清流。一旦拿到秦良才的把柄,可请你恩师出面,牵扯到史光先,一网打尽。”

    说到底,安甘露还是想让高文搬出徐有贞为他撑腰。这屁大一点事,如果正要让徐有贞出面,估计高文会被一通训斥,闹得灰头土脸。

    而且,徐有贞最近受到冷落,一直没有派遣官职,心清恶劣到无以复加,谁好去他那里找晦气?

    这安甘露还真是想得美,为了自己的一点利益,就要我高文动用手头所有的力量帮忙。你同我高文非亲非故,我又为什么要趟这浑水?

    “哈哈,哈哈。”高文突然大笑起来。

    这一笑就不可断绝,安甘露好象意识到什么,一张脸变得苍白起来。

    他咬牙:“高知事,君子以直报怨,难不成你就愿意这么在司里过下去,叫属下等心冷吗?”

    高文收起笑容,冷冷道:“安知事,你竟敢在本官面前失仪?你若不肯在我署中做事,大可换个地方。时辰已经不早,本官还急着回家呢!”

    就真起身来,朝外面走去。

    “知事且慢。”安甘露拱手拦住高文:“属下的话尚未说完,要想板到史主事,知事以为只是要拿他些受贿贪墨的把柄吗,也太小看我安甘露了。如果说,这礼部祠祭清吏司上上下下收了襄王的银子,欲以风水图鉴之说,硬改桑干河道,淹没万亩良田,置数千百姓流离失所,又当如何?”

    高文:“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说清楚些?”

    “是,知事。”事关自己的身家财产,安甘露这也是他方才出门之后,又转后来的原因。

    他实在没有办法了,想来想去,偌大一个北京城,说不好只有高文能够帮得上忙,就将事情的原委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原来,这个年代的北京地区还没有进入明末的小冰河期,总的来说,气候温和湿润。后世那种黄沙满天,雾霾遮天蔽日尚未出现。整个京畿地区河流纵横,水运发达。不但没有干旱缺水之虞,每年桃花汛下来的时候甚至还经常发生水灾,冲毁农田房屋。

    一提起北京城的河流,世人首先想起的是大运河。其实,京畿地区最大一条河流是发源于山西的桑干河。

    桑干河从山西发源,经宣府到石景山分为两股。西面一股经良乡县、固安县、注入三角淀,改名芦沟河;东面一股经武清县、东安县依旧流入三角淀,名曰凤河。

    受此冲击,良乡、固安、东安、武清就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冲击平原,土地肥沃,是京城主要的粮产区。

    桑干河固然让这一地区变得异常富庶,可每年的水患却叫人非常头疼。因为明朝是有名的国穷民富,朝廷每年光治理黄河都弄得捉襟见肘,哪里还有钱去治桑干河。所以,往年间对于这一地区的水灾,多是充耳不闻,遇到灾民,胡乱施些稀粥,安抚了事。

    可是,你视而不见并不能解决问题,从芦沟桥到三角淀一带的河堤年久失修,已经不具备基本的水利功能,鬼知道大水灾什么时候就不为个人意志为转移到来。

    今上刚登基一年多时间,皇位未稳。如今,太上皇又还朝,天有二日,国有二主。整个朝廷就好象坐在一口大火药桶上,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是什么原因被点燃了导火索,将谁炸得粉身碎骨。

    景泰帝所需要做的就是将可以可能出现的导火索掐灭,从三角淀地区乃是京城腹心之地,若是因为发生水灾,致使大量流民进京,一旦生出事来,被有心人引导,鬼知道会出什么妖蛾子。

    所以,景泰帝王就命户部拨出钱款子,着工部修葺河堤。

    工部接了圣旨,不敢怠慢,考察了当地河道水情之后发现西面芦沟河固安县那一段的地势西高东低,且河堤实在破烂,且河床预塞得厉害。一到汛期涨水时,怕是要漫出来酿成水患。于是,就有人提出在将芦沟河水引去永清县分流泻洪。

    永清这边以前本有一条旱河,是芦沟河的支流,又叫着浑河。只不过,这条河已经很多年不用,早已经废弃,现在正好拿来使用,却是方便。当然,河道也需要开挖,如河堤这种基本水利设施还是需要修葺的。

    不过,这里却有一个问题。原来,因为这条浑河已经几十年没有注水。就有人将河滩地占了,改成农田。这次浑河通水,必然要给他们造成一定的损失。这年头敢占河道开辟成农田的人都是大有来头的,其中来头最大的正是明朝的一个亲王,襄王朱祁镛。

    朱祁镛的父亲乃是任宗朱高炽的嫡五子,宣德四年就藩长沙府,正统元年移襄阳府。此人说起来,却是天子的亲叔叔。因为是幺房,年纪却不大,今年三十有六,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

    按照明朝的政策,亲王们少年时要住在皇宫之中,可一成年满十六岁得了朝廷册封就得出京就藩。

    这个襄王早年极受仁宗宠爱,就藩的时候在赐给他大量京城的宅子、田庄,再加上他又是个懂得经济的。去了湖广之后,操持南北货物往来贸易,所获之利巨大,二十多年下来,遂成大明朝的首富。

    古往今来,这人越是有钱越是不肯放松,越是不肯放松越是有钱。

    见浑河河道土地肥沃,襄王府索性都占了去。

    地方官考虑到他身份尊贵,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次朝廷治理桑干河,要重新朝浑河注水泻洪,襄王府自然不肯。不过,这事因为是天子亲自下的旨意,又非常重视,襄王府胳膊拧不过大腿,就琢磨着在活动活动,看能不能请朝廷改改计划,泻洪的时候桑干河水不用从他们所的河道那边通过。

    这次水利由工部负责,明朝的藩王按照制度不得干预国政,去找他们人家肯定不会给面子。

    于是,王府就独辟蹊径将主意打到礼部祠祭清吏司头上。

    原来,明朝有一整套严格的国家祭祀系统。如开挖河道这种大型的水利工程,在动工之前都要举行盛大的仪式,祭祀神灵,再勘察风水什么的。礼部说可以了,才能动工。如果说不可礼仪,就得再议。

    既如此,襄王府就撒下大笔银子来祠祭清吏司活动,看司里能不能向朝廷进言,将即将开挖的泻洪河道朝南面挪他六十里地,绕过王府所侵占的土地。

    礼部祠祭清吏司的人得了王府的钱,有畏惧他们的权势,有心卖这个人情,就促成了此事情。如今,开挖泻洪河道的工程马上已经开始了,工部的人正在丈量土地,只等资材备齐全就大干快上。

    可问题又来了,泻洪河道若是北移六十里,淹的只是襄王府一家的田庄。而且,那些田庄本来就是浑河的故道,又是他朱家的。而南移六十里,却要毁掉万亩农田,至数千百姓流离失所。

    在中国古代可没有拆迁赔偿一说,你的私产因为国家工程被征用,也只能怪自己倒霉。想要因为拆迁而暴富,做个拆二代在威权政治的暴力机器下纯粹是黄梁一梦。没遇到这种情形,也不知道有多少百姓破家灭门,成为路边饿殍。

    当然,遇到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朝廷还是会有所表示赈济赈济,以不饿死人冻死人为底限。

    襄王府和祠祭清吏司官员为了一己私欲,要害得数千百姓破产,确实恶劣。如果因为生了民变,那可是政治事件啊!

    听到安甘露这话,高文吓了一跳,如果真如此,那还真是大案了。

    如果百姓因此生变造反,事情就大了。

    在真实的历史上,明朝之亡其实是亡于内乱。如果不是因为年年的天灾,陕西、河南百姓吃不上饭,何至于有李自成、张献忠起义造反?内战十多年,明朝的最后一滴血耗尽,崇祯皇帝也只能一根索子吊死在煤山上一了百了。

    对于民变,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都抱有极大的警惕。如果真因为出了事,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倒霉。礼部祠祭清吏司的人也真是利欲熏心,这种钱都敢收。

    这也就罢了,最最厉害的是,他们竟然勾结外藩插手朝政,这就不能原谅啦!

    明朝对于藩王的警惕乃是历代之最,亲王成年之后都会被赶出京城到地方上就藩。同时,国家还会派出官吏对王府进行管理,藩王就算想要出城一步都必须官员点头。反正一句话,当猪养。

    若是朝中的大臣一旦被人发现勾结藩王欲行不法,那就是杀头重罪。

    国家在这种事情上矫枉过正,那是因为有过血的教训。当年成祖就是以藩王的身份奉天靖难,登基为帝的。再后来又有汉王起兵造反的旧事。

    如今,整个礼部祠祭清吏司都收了襄王的钱,硬生生让泻洪河道朝南面移了六十里,甚至不惜淹没数千百姓的房屋和土地,真真是惊世骇俗。

    若是揭发此事,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要人头落地。

    高文想到这一点,背心有冷汗渗出。他忍不住看了安甘露一眼,心中倒是佩服:这厮虽然是个小书办,可手却狠得很,这是要将同僚一网打尽把事情做绝啊!就因为他家那间小小的作坊被人侵占。